安东尼·奥利弗－斯密斯(AnthonyOliverSmith)，美国灾难人类学研究学者，佛罗里达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联合国灾难应对咨询专家，研究领域包括灾难人类学理论、拉美自然灾难和社会文化影响。[图源：Wikipedia]
摘要
人类学新近的研究将灾难界定为一个涉及自然或技术环境的、有潜在损害力因子与某一社会和技术生产形成的脆弱条件下的人口复合而成的过程和事件。从这一基本的理解中形成了三个广泛的命题:（1）行为与机构应对范式；（2）社会变迁范式；（3）*治-经济/环境范式。文章聚焦于灾难的脆弱性的历史结构范畴，尤其是就发展中国家的情景，讨论了应用人类学对灾难管理的贡献以及灾难风险的观念与评估研究，还探讨了危害与灾难研究对人类学理论建构的潜在意义，侧重点在于人与环境的关系和社会变迁的问题。
虽然不是绝对的，但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自然与科技灾难日益增加的频率和严重性使灾难成了人与环境的关系以及发展和可持续性问题激辩的中心。灾难产生于社会、技术与环境的交汇，从根本上来说，也是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灾难以非常直观的形式显示出某一社会难以成功和可持续地适应其自然和社会建构环境中的某些要素。
自然与技术灾难数量与严重性的增加对于目前诸多人类环境适应的韧性和持续性的匮乏构成了最为明显的考量。过去或现在任何有关人类环境适应的记录，如果未考虑危险和灾难的社会、技术与自然过程的交汇，可以说是乏善可陈。尽管对这些人与环境交汇现象关键性的认识在社会科学界正在兴起，不过直到最近，在我们对人文环境适应的记录中，仍普遍缺乏对造成危险和灾难的社会、技术和自然过程交汇的思考。近来对造成和强化危险与灾难的全球变暖现象的关切进一步折射出对作为社会适应标志的危险与灾难的认知。
一、环境、社会和灾难
按照传统的看法，灾难是极端的、不可预测的事件。不过大约自15年前起，一种将灾难视为环境基本元素和人类体系构建特点的新观点开始出现。当风险与灾难被视为环境与人类系统中内在的成分时，它们就可以有效地测试社会适应与可持续性。实际上，如果某一社会不具备一种可预测的大灾大难的环境承受能力，那么该社会就谈不上可持续发展。
灾难发生时，无论是渐进的旱灾、隐蔽的有*废料的侵害，或是突然暴发的地震或化学品泄漏，都倾向于形成一种全方位的事变或进程，最终会波及到社区生活的诸多层面。实际上在不同的层次上，灾难被视为“天然实验室”或危机显示器，因为社会与文化的基本特征在灾难中因社会、文化和物质的需求被降低到最低点而完全暴露出来。在这层意义上，灾难研究所呈现出的分析需求与文化和社会人类学的专门模式就有了根本性的重叠。人类学研究的整体观、发展观和比较的视野，从微观来对社会整体进行研究，以及对社会变迁和进化问题予以关怀，与灾难的总体特征具有特别契合的分析性意义。
人类学的灾难研究主要集中于欧美场景之外，欧美则多为别的社会科学的灾难研究地点。目前在人类学传统的工作地点——非欧美的场景中，高强度的技术与自然事件与日俱增。早期的人类学著述中，危险被根本地看作是整个环境的系统范畴，传统社会的人群对之建立起合理、有效的适应，以便在困难的条件下保持长期的稳定和可行的生活方式。总体说来，人类学为灾难这一领域的研究大大拓展了宽度，也提供了民族志的坚实基础——因为该领域迄今为止几乎完全集中于第一世界的应急措施和机构性调适。
二、人类学灾难研究的取向
人类学新近的研究将灾难界定为一个涉及自然或技术环境的有潜在损害力因子与某一社会和技术生产形成的脆弱条件下的人口复合而成的过程和事件。这些因素的复合对一个社区的主要社会机构成分和物质设施造成危害或损失，该社会的基本功能中断或被毁损，造成了个体与群体的紧张感和不同强度的社会解体。由此发端，人类学界形成了三种研究危险与灾难的基本视野:（1）行为反馈模式；（2）社会变迁模式；（3）*治－经济/环境模式。不过，将这三个大的主题分开讨论根本上是人为的，因为它们涉及的问题从动因、进程和概念上讲都是攸关的。
就灾难研究的广义和人类学研究的具体层面而言，有一个持续性的传统，将危险与灾难看作是对社会结构与组织的挑战，研究聚焦于灾难影响及灾后不同阶段个体与群体的行为。这一范式的中心议题是针对灾难预警、影响和灾后进程而形成的个体、群体和组织建构、调适和交流。有几篇关于灾难影响即时反馈的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