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医院专家微信 http://www.yunweituan.com/m/9月11日，秘鲁游击队头子、恐怖组织“光辉道路”前领导人古斯曼病死在监狱里。随着他的死亡，一个以他为血腥标志的秘鲁动荡时代结束了。
古斯曼是如此被秘鲁人民憎恨，以致公众普遍不希望这个罪犯的遗体和平民一起埋在公墓，认为应该把他火化，然后扔进下水道。秘鲁司法和人权部长阿尼巴尔·托雷斯致信国家检察官佐莱达·阿瓦洛斯，要求他采取必要行动，依据《卫生总法》和一般公墓法，由公共部下令火葬恐怖分子领导人古斯曼的遗体。
这真应了中国那句老话：死无葬身之地。
古斯曼的死让人们想起了秘鲁人二十多年来所经历的痛苦和野蛮，让人们记住历史教训，不要让这样的事再度发生。
一、国际共运的“第四把刀子”
光辉道路是秘鲁一个极左的反政府游击队组织，也是秘鲁的共产党”“红旗”的支派，于年从主流分拆出来，其目标是实行共产主义，以工农阶级取代中产阶级。“光辉道路”的领导人是古兹曼，原是亲俄的秘鲁共产党资深党员，但勤于独立思考，年久看出共产党没有作为。年他与妻子埃琳娜·伊帕拉吉雷一起访问中国，同年，古斯曼联合其他11人筹备成立了“光辉道路”组织。
古斯曼总结国际共运的的经验，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用文革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党内出修正主义，但做得不彻底，斯大林更不彻底，所以他们死后国家很快就变了颜色。为了反修防修，文革这样的运动必须经常化制度化。在秘鲁，“人民战争”必须从一开始就要考虑将来革命永不变色的大问题，甚至在夺权以前就要着手进行准备。这个“光辉思想”后来被称作“冈扎洛主席的指导思想”，古兹曼的秘共把它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第四把刀子”。这个说法明显是来自于中国50年代的一个比喻：苏联人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列宁这把刀子也丢得差不多了。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古兹曼觉得世界革命的火炬现在传到他手上了，他必须挺身而出，反击世界范围内的修正主义逆流，在秘鲁发动暴力革命。从那时开始，“光辉道路”的会场上，古兹曼那长发和大胡子的像被挂在了马列毛之后(甚至斯大林都还排不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冈扎洛指导思想”成了“光辉道路”的标准提法，表明只有安第斯山下的冈扎洛主席才是马列毛在当代世界五花八门的左派中的一线单传，共产主义中硕果仅存的先知。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采用了“冈扎洛同志”的绰号，想在秘鲁复制中国革命的经验，先在农村发展，再伺机夺取大城市，试图经由一场人民战争在秘鲁建立共产政权。
二、从革命力量堕落成恐怖组织
很不幸，随着时间的推移，“光辉道路”从一个具有明确纲领的进步组织最终演变成一个无恶不作的恐怖组织。从年到年，“光辉道路”的暴力行动使得秘鲁社会付出了沉重代价，数万人死亡，许多社会基础设施被摧毁。
年5月17日大选前的一天，“光辉道路”开始发动“武装斗争”。被军方独裁专政12年后，前总统费尔南多·贝朗德·特里预计赢得大选，光辉道路开始通过烧毁在丘斯基镇的投票箱和选票来对抗秘鲁人民意志。古斯曼还命令他的追随者任意屠戮，造成该镇十分之一平民被杀。根据真相与和解委员会（CVR）的报告，这是这个恐怖组织一系列颠覆行为中的第一次。
年六月“光辉道路”袭击了阿亚库乔地区黄塔的一个农民村社，屠杀了二十个农民，包括妇女和儿童，还烧了四十所农居，这一事件震惊了全国。在一些地方，“光辉道路”的武装分子拦下公共汽车，从车上把乘客赶下后集体屠杀。他们甚至把一些参加投票的农民的食指砍掉（秘鲁的投票方式是用食指在选票上按指纹）。曾经同情“光辉道路”的秘鲁农民逐渐对无节制的破坏和毁灭感到厌倦，对用暴力迫使他们“革命”的行为深感恐惧，很多地方的农民响应政府号召组织起了民间自卫委员会。
这就使得“光辉道路”的暴力行动更加不分对象，全社会都成为他们报复的目标。光辉道路对利马的基础设施进行了袭击，杀死平民。年，它破坏了数座输电塔，造成全市停电，并纵火烧毁了拜耳工厂。同年，它在执政党“人民行动”办公室引爆了一颗威力强大的炸弹。年6月，它炸毁了利马的输电塔，造成停电，并在政府宫和正义宫附近引爆汽车炸弹。
这样，“光辉道路”就从最初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大众不满的政治暴力组织变成纯粹为暴力而暴力的政治恐怖团伙。看看秘光辉道路的纲领性说法，即可确认它是疯狂杀戮的恐怖组织：“我们的立场非常明确。我们拒绝并谴责人权，因为它们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反革命的权利，今天则是修正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主要是美帝国主义的武器。”根据秘鲁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调查，该国20年内战死亡的6万余人中，有54％的人是被光辉道路杀害的，古斯曼则因恐怖主义和叛国的罪名被通缉。
年9月12日星期六，由反恐局特别情报小组GEIN指挥的行动，将古斯曼和他的恐怖组织领导层其他成员在利马苏尔基约的一处住所抓获，后被判处终身监禁。他的妻子、光辉道路二号人物埃琳娜同样被判处无期徒刑。
三、“光辉道路”兴衰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把“光辉道路”的兴衰放在二十世纪共运史的大背景下来看，人们可以发现很多有意义的问题：
“光辉道路”既是革命政党又是恐怖组织和黑社会。说它是革命政党，是因为它有大套理论，要推翻现存秩序，改造全社会；说它是恐怖组织和黑社会，是因为它崇尚暴力，不择手段，置所有道德戒律于不顾，杀人不眨眼。它的个人崇拜也结合了革命党的领袖至上和黑社会的老大崇拜；
它表面上有咄咄逼人的道义优势，谴责社会不公，处处以穷人的代言人自居，自己实际上不但是不劳而获、靠用暴力剥夺他人劳动成果度日的寄生虫，而且还要破坏它寄生的肌体，在此意义上比寄生虫更坏，是癌细胞；它自己抛头颅洒热血，但砍起别人的头来更不手软。自己的牺牲成为屠宰他人的理由，自己的生命没有独立的价值，别人的性命更不值钱；
它以“精神解放”为号召，实际上却实现了领袖对追随者的心灵奴役。“光辉道路”用古兹曼思想给信徒洗脑的结果是造就了绝对服从、把自己的生死完全交给领袖支配的群盲；
它自命为代表了社会上多数人的利益，实际上其组织是和社会相隔绝和对立的，对“社会”始终怀有戒惧心。“光辉道路”和外部社会之间界限分明，它有一些“外围组织”（如妇女，青年协会等等），既用作联系渠道，也用缓冲地带；“光辉道路”的成员把组织当作自己的家，性伙伴和婚姻对象多半是同志。除了同志，没有或者很少有一般意义上的朋友，即使有也是为了党的利益去交朋友。因此，加入“光辉道路”，实际就是加入了一个有特殊利益和心理纽带的群体，党不但控制了成员的思想和政治观点，甚至控制了他们的感情和心理，把他们从社会和家庭中剥离出来。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所所长王友明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古斯曼及其创建的“光辉道路”组织是秘鲁政治经济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也是秘鲁政治异化的产物。虽然“光辉道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其极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南辕北辙，所谓的“暴力革命”实质是暴力恐怖主义。
秘鲁“光辉道路”的灭亡历史告诉人们：大规模的革命今天已经失去了发展和成功的可能性，但严重的社会不公（不但是贫富悬殊，而且也包括少数人垄断政治权力和改变社会地位的途径）会给无数极左恐怖分子以可趁之机，不但为那些被排斥到社会边缘地带的群体提供打砸抢的发泄机会，而且可能把这种暴力恐怖活动政治化，使社会陷于难以解脱的困境之中。
这对现实中国是有参考意义的。
